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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判地接受”到“互相成就”——“第二个结合”在文化建设上的认识论创新
张雪婷;孙建华;“第二个结合”以宏阔的历史、文化和文明视野,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理内涵,也实现了对传统文化认知的深刻飞跃。“第二个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认识强调“互相成就”,为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思考框架从“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的外部视角,转向更加关注“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的内在创新,不仅让我们以自信自立、开放包容的态度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为我们观察、把握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认识论基础。
西方帝国体系兴衰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武海宝;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中,私有制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作为动产的资本所有权逐步战胜作为不动产的土地所有权。私有财产的不同形式决定着人们对财富追求的不同形式和不同的政治建构形式,因而也决定着古今帝国的不同特点。在土地所有权占据主体地位的私有制形式下形成的是古代社会主要基于超经济强制和暴力征服的征役帝国,在动产占据主体地位的形式下形成的是近现代社会主要基于经济控制的资本帝国。无论是征役帝国还是资本帝国都与寄生性紧紧联系在一起。私有制必然发展出寄生性,而寄生性必然导致帝国的腐朽和衰败,这是帝国兴衰的一条普遍规律。要克服和超越私有制的寄生性,只有公有制的生产方式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超越资本主义金融帝国已经达到的高度,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认知共情与包容性团结——哈贝马斯的团结观研究
王巍;黄美笛;在关于真理与团结的著名论争中,哈贝马斯并未如部分批评者所言完全忽视情感与具体语境。相反,他通过从“真理共识”向“合理性共识”的语用学转向,将理论重心从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问题,推进至规范辩护与政治正当性的实践层面,为理解陌生人社会中的团结提供了一种程序性普遍主义框架。哈贝马斯的包容性团结观内在隐含了对主体间能力的要求,即主张预设一种基于视角互换的主体间能力:“理想角色采择”。这一能力以对他者理由结构的理解为前提,可被界定为一种受规范约束的“认知共情”。作为促进包容性团结凝聚的力量,认知共情并非感性的情感冲突,而是基于认知规范的共情,是一种包容他者旨趣,强调“我们”对“他们”的共情。在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包容性团结既不是对普遍主义的放弃,也不是对情感政治的回归,而是一种在规范约束下,通过主体间理解与相互承认得以实现的社会整合形式。
察势观风：渐变历史中思考中共革命
董佳;革命是在一定历史的空间时间状态中发生的,理解中共革命,需要注意历史的既存状态。在近代中国由“半古半今”的过渡状态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进程中,革命者不仅受近代中国思想变化的影响,也有在思想竞合、充满困惑状态下应对混乱时局的反应。在中西文明之争和严重民族危机刺激下的中国人的心灵转向,是观察革命风气“起”和“行”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此外,研究中共革命需要格外关注革命者和一般民众的思想活动,揭示活生生的“人”在历史潮流的复杂变化,特别是革命语言和革命词语如何融化浸透在人们的生活和心理中,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观念认识和思想感情。
构筑“精神长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
王楠;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战线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迅速演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共两党及文化界共同推动了各类文化抗战组织的建立,使文化力量在凝聚抗战意志和塑造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抗战中后期,文化抗战逐渐呈现两种路径: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文化通过确立大众化、民族化方向,使文化抗战与基层社会改造相结合;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文化抗战则通过公开或秘密的方式,在高压审查中坚守抗战民主立场。同时,沦陷区的文化活动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持续进行,呈现出顽强的斗争精神。文化抗战最终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后期及战后取得文化领导权、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