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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历史实践与现实启示
王岩;行国通;“文化战线”是意识形态交锋的前沿阵地,要想赢得“文化战线”的胜利,就必须取得文化领导权。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国民党文化专制以及内部文化问题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高举新民主主义文化旗帜,开展广泛有效的宣传工作,团结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发展面向大众的革命文艺,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展现了高超的文化领导艺术。这一过程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彰显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以实事求是为科学方法、以服务人民为价值导向的本质特征,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文化繁荣、巩固文化主体性、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平等理念的会通——基于庄周与马克思的思考
林进平;马克思视野中的平等可分为两类:法权式平等与非法权式平等。对于前者,马克思有过信奉,有过批判,但即使是批判,他也是持一种历史的、辩证的批判;而后者,才是马克思追求的目标。庄周尽管没有直接论述平等,但其论述对于平等来说,至少有这样的启示:平等有“人籁”“地籁”“天籁”之别,前两者尽管存在着差别,但二者都有“风力”“人力”这种外在力量在起作用,即二者都存在一个“外在于其自身的风”在起作用,“人籁”“地籁”是这种外在力量施加于物之后的结果,故可称之为“齐其不齐”。“天籁”则堪称“不齐而齐”。“天籁”般的平等因而是一种保有自性、没有外力施加于其上的平等。对马克思来说,真正的平等应是“不齐而齐”,而不是“齐其不齐”,通过对“自我意识”、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有助于发现或设想一个“不齐而齐”的非法权式平等的世界。庄周与马克思虽然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空,然而他们在平等理念上有着跨越时空的共识:真正的平等应是“自性”得到尊重和发挥的平等,即“不齐而齐”,而不是“齐其不齐”。只不过,对于真正平等的达致,庄周强调对内在世界的改造,即通过“丧我”来实现;马克思则侧重于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即通过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变革来解决制约个性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实现真正的平等。二者的解决路径虽然迥异,各有侧重,但对于真正平等的实现,有着互补之效。
论艺术与不可计算性——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艺术创作本质的人文学探析
李洋;“可计算的”与“可运算的”两个概念,揭示了传统艺术基于质量与意义的“计算”逻辑与人工智能基于数量和数据的“运算”逻辑之间的本质差异。艺术创作中存在“不可计算性”与“不可压缩性”的维度。“不可计算”在数学中并非能力的暂时不足,而是逻辑的内在边界;数学中的“纯粹随机性”,从底层逻辑上揭示了一件事:存在一种无法被离散化或规律化的对象。如果艺术被还原为一种“算法”,那么它必然受到形式系统内在局限性的制约。重要的艺术作品往往源于那种非机械、非逻辑的创造。这种不可计算性意味着,即使拥有无限算力,计算机也无法真正体验到艺术家在创作中那个“顿悟”的瞬间,因为顿悟所指涉的是对逻辑规则的根本性飞跃,而不是逻辑规则的结果。“不可计算性”从根基处划定了人类理性与机器计算之间的界限,构成了艺术家摆脱标准化生产、追求“涌现”与“灵光”的逻辑基础。大模型不可避免的幻觉效应,映射出艺术的“不可压缩性”。“不可压缩性”体现出虽然现实可被测量并纳入“数”的统治,但现实中总有一些东西无法通过计算被数值化,保持着逻辑内部永恒存在的、无法被简化的异质性。艺术家在创作中的具身体验、回忆与创伤,与机器计算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其结果的“不可预测性”,而在于人在艺术创作中对“失败”“意外”和“悖论”的承担,以及对“事故”“错误”“偏颇”的辩证重构,这才是目前无论“可计算性”还是“可运算性”都不具备的:机器可以“计算”偶然,但只有人能“容忍”失败,并“升华”事故。人类艺术的独特价值不在于结果的不可预测性,而在于创作过程中对“失败”的承担与对“事故”的辩证重构。面对算法偏见、数据缺口等问题频现的高度算法化时代,艺术作为“反计算”力量具有批判性意义。人工智能与艺术的结合,不应该只是意味着运用AI工具进行创作,艺术的任务也在于评估可计算性的边界——让我们看到隐藏在智能面具下的“黑盒”和“深渊”,看到被算法过滤掉的“噪声”与数字偏见,以及无法被参数化的“肉身体验”。在AI艺术日益普及的未来,艺术真正的价值将不再取决于谁能生成更精美的图像,而在于谁能更深刻地表达那些“不可计算”的瞬间——对失败的承担、对冲突的容忍、对感质的捕捉,以及对那个在代码之外、无法被简化的真实世界的执着追求。艺术将作为一种“防卫性”的力量,通过拥抱偶然与“错误”守护人类在高度算法化时代的自由意志。
审美可以计算吗？——从AI的“时间盲区”和“因果缺陷”说起
秦兰珺;当下的主流AI模型虽能生成看起来不错的视频和故事,但使用的是完全不同于人类的视觉和故事生成机制。智能以空间化的方式处理时间。AI在处理“时间”和“因果”问题上的先天缺陷,注定了它很难胜任很多建立在“时间”的整体模式和“因果”的内在连接上的美学任务。尽管如此,出于实用和效率考量,我们依旧可以认为“审美可以计算”,前提是限定“可以”的作用范围,给不能被计算还原的审美体验留出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关注“可以”的判断主体,也即谁来判断“可以”,他们处于怎样的状态,又带着怎样的期待。大众判断力的缺乏对AI语境下当代审美文化的健康发展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AI在审美任务上表现出的“缺陷”,也可以成为我们分析AI区别于人的工作机制的入口。弄清人和AI的能力基础及其边界,才能使二者更好地在人机协作中进行分工,这也是我们拥抱AI时代的理性根基。
人机数字融合范式知识生产机制
王天恩;作为借助大数据实现人机数字融合、通过人机交互实现碳基和硅基载体智能要素优势互补的知识生产范式,人机数字融合知识生产范式不仅带来了知识生产和人机融合进化的重大机遇,也伴随着因不当使用而引发的风险。人工智能大模型内容生成的机制基础,关键在于对人类语境情境连续统的融入,由此构成三环一体的人机数字融合范式知识生产机制:通过大数据以数字方式纳入人类语境情境连续统;再由变换器实现其向机器语境情境连续统的数字化转换,并经机器学习深度模型化;最终基于人类的自主目的,通过统计模型生成内容并由人类检验和从始至终赋义。而以OpenClaw的兴起为标志,近期智能体的发展则使人机数字融合从“语言”进一步深入到“行动”层次。在人机数字融合范式的知识生产中,由于以数字方式连接、以自然语言交互,其运用策略、效率及风险应对——更重要的是人机数字融合的进化结果——取决于人机融合的程度及其对人机数字融合范式知识生产机制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