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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在结构与理论逻辑
聂平平;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借鉴中国哲学“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思想，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基本框架，可为理解“十四个坚持”的内在结构及其理论品格提供新视角。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中的“明体”体现为对党的领导权、人民立场和党的先进性的本体规定，“达用”则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战略统领，由组织体系、干部队伍、正风肃纪反腐、制度监督和责任落实等功能环节构成实践体系。二者经由方向生成、制度转化、实践反馈与自我革命四重机制实现体用贯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既确立了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价值根基，又构建了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实践体系，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
刘晓民;张明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与制度成果，既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在中国历史上，广泛共识的形成并非追求千篇一律的绝对统一，而是在坚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上，以民为本，秉持公心，承认差异，尊重多元，在协商共治的过程中达成和谐统一。民为邦本、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构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文化渊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创造性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资源，赓续中华文明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天下为公的政治文化与天下共治的治理理念，传承“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吸纳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厚植了文化根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民本思想的传承与创新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实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二是实行和发展协商民主就是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坚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原则，让多元主体协商共治，与古代“天下为公”的政治文化、“天下共治”的政治理念等深度契合。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协商等制度与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以及兼容并蓄的政治文化有深刻关联。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为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数字时代的文化权力转移及风险治理
李韬;周瑞春;数字化、智能化的加速发展，引发全球文化权力在生产权、领导权和阐释权等多重维度上的转移。文化生产从专业机构向“用户—算法”共生体转移，文化领导从民族国家文化机构向“国家—平台”复合体转移，文化阐释从专业权威向“流量—社群”聚合体转移。这一转移过程由技术变革、资本驱动与社会需求三重动力机制共同推动，其权力运行范式也从“规训”转向“控制”。文化权力转移一方面促进了文化民主与繁荣，另一方面也不同程度带来了文化质量下滑与公共性危机、认知割裂与共识困境、个体异化与主体性认同弱化、全球文化安全与霸权争夺等一系列风险挑战。对此，应从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条件下的文化治理能力、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提升公民数字素养、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等路径入手，消弭文化权力转移风险，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社会。
数字游牧的媒介化、关系化与制度化实践——基于“互构型嵌入”本土概念的考察与理论探索
姚建华;胡良益;近年来，作为西方舶来品的“数字游民”正在影响中国当代青年的生活方式，而鲜有研究关注数字游牧理论的本土建构。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从媒介嵌入、关系嵌入和制度嵌入的视角出发，结合长期田野考察，提出“互构型嵌入”这一全新分析框架，将数字游牧置于媒介化、关系化与制度化的生产过程中加以考察，突破了以往单向度的演进路径，也为全面理解当代中国青年的流动生活提供了理论路径。从“互构型嵌入”的内部看，中国数字游民是在媒介嵌入、关系嵌入与制度嵌入的持续互动中孕育而生的新型青年主体。具体而言，首先，媒介技术使数字游民的远程工作和全球流动成为可能，而数字游牧实践则反向推动了媒介技术的迭代与生态演进，由此将生活自主权交还于当代青年;其次，数字游民社区帮助青年恢复了久违的情境化交往，作为回报，数字游民则以职业资源和集体互助巩固了社区的共同体意识，从而促成了情感与理性的平衡;最后，地方政府为数字游民的职业发展提供了资源保障，而数字游民的在地实践则反向强化了政策吸纳，最终推动了个体游牧主义和国家发展主义的耦合互动。
情绪价值的平台化循环:青年数字交往的逻辑与属性
戴利朝;张晨;在深度媒介化的数字社会，媒介从单一的信息传递工具演进为社会连接和关系交往的基础设施，其中最为典型的媒介便是平台。平台崛起不仅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社会交往秩序，形成一种“交往在平台”的青年交往文化，即青年交往的平台化转向。青年群体于平台交往中掀起了一股追寻情绪价值的浪潮，情绪价值的“平台化循环”由此悄然形成。作为数字时代青年交往实践与平台商业逻辑交织的核心场域，情绪价值的生成、传播与转化始终嵌套在平台化的技术架构与社会结构之中。在平台社会的交往生态中，青年对情绪价值的追寻是一个遵循特定技术与社会逻辑、逐层深化与转化的动态过程。这一实践遵循“符号化编码—圈层化聚合—再商品化转化”的演进逻辑，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动态强化的情绪价值生产循环。情绪价值在符号化压缩中实现超速流通，在以共情为交换机制的圈层中得以聚合，最终被重新编码为可量化交易的商品。在此循环中，情绪价值的概念意涵经历了“经济—交往—经济”的螺旋式复归，并呈现出深刻的双重属性:它既是青年自主寻求意义、建立联结的核心交往目的，也在平台架构与资本逻辑的深度介入下，转化为可流通的情感消费品与可萃取的数据资源。在平台社会中，情绪价值呈现出一种深刻的双重属性:它既是平台交往所追寻的意义目的，同时也构成了被平台资本所动员与吸纳的关键生产资源。情绪价值是青年群体在数字交往中主动追寻的目的性价值，这是其显性的、作为“主体诉求”的一面。然而，更为关键的是，情绪价值在满足个体需求的同时，已然转化为一种数字时代的“生产性资源”，这是其隐性的、作为“客体资源”的一面，也是其被平台资本深度整合乃至深度剥削的根源。平台资本主义将青年的情绪交往转化为数字劳动，通过调用情绪价值的正向情感能量，实现对社会关系的深度榨取与控制，从而引发本真性消解、情感规训加剧、情感资源不均等多重危机。揭示这一平台循环及其逻辑与双重属性，不仅有助于理解技术社会中青年交往的深层困境，也为审视数字时代的人技关系、个体与社会互动、情感与理性张力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