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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型工业化”概念的发展与创新
王智;方锦波;“新型工业化”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场景和中国语境的概念,既有别于西方的传统工业化,也不同于我国过去的工业化道路,其生成机理可溯源至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批判性反思。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这一概念历经革命年代的“以工立国”的初步设想,到建设时期对“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式的现代化”及“新型工业化”概念的提出,并在新时代背景下创新深化为统筹“四化同步”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发展战略。其演变轨迹既遵循工业化的普遍规律,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经验。
“樂”:从通神之仪到成德之教
徐嘉;殷商时期尚无抽象的“乐”概念,但鼓、庸、龠等乐器已广泛用于祭祖、求雨、敬神、祓禳等活动,其核心功能在于沟通人神、彰显王权与等级秩序,塑造了参与者的敬畏感和共同体意识。进入西周后,“乐”不仅进入了贵族日常生活,更深度嵌入礼制体系之中。尤其借助《诗经》的歌咏,乐不但肩负着区分尊卑、长幼、贵贱的制度职责,更将孝亲、忠君、夫妇之德等伦理价值寓于审美体验之中。至春秋战国,随着《左传》《国语》《论语》及儒家乐论的发展,乐的伦理意义被进一步理论化:其本质被概括为“和”,其最高标准被提升为“尽善尽美”,而根本作用则在于调和情感、涵养德性、移风易俗。可以说,中国古代“乐”的独特贡献,在于把外在礼制内化为情感,再升华为人之德性,从而完成了“乐”由通神之器向成德之教的历史转变。而汉代以后正史中的乐书、乐志、礼乐志对乐的伦理功能的肯定,使乐教传统历经两千余年而不衰,成为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伦理思想的重要特征。
“殷周之变”的历史层累与思想史的展开
于航;成祖明;“殷周之变”作为先秦史的重大标志性事件,成为诸子表达思想与构建理想政治的历史基石,并在不断改造和重构中成为先秦核心历史叙事之一。诸家在对叙事的动态改造中形成思想的表达和论辩,从而产生历史叙事的历时性层累,最后则凝固在文献中表现为古书记载的层累。这是一个自然的文学演进过程,是“层累的生成或成长”而非后人蓄意伪造。随着这一叙事的不断阐释与重构,殷周之变的历史被不断层累,先秦思想史也在与其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展开。秦汉统一帝国兴起后,对这一叙事的重塑,更成为政权合法性争论焦点和重建帝国正当性的关键。对“殷周之变”这一重大历史叙事的考察不仅有益于揭示早期思想史的深刻变迁,更有助于走出疑古、信古之争,科学地揭示古史“层累造成”具体过程。
中国伦理学“身体”概念的经验之维与当代展开
付长珍;王九洲;在中华伦理文明中,“身体”是具有标识性的伦理“厚概念”,是在历史实践中不断生成的文化意象与话语空间。与西方以“视觉”为中心的旁观者式认识论传统不同,中国伦理思想更为重视“身体”在世界理解与价值实践中的地位,通过“身体”的感受来使用语言。“身体”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躯体,更是一种根植于生活世界、经由经验显现的存在与表达方式。中国伦理语境中的“身体”始终是“身心一如”的整全性存在,是个体与社群、人道与天道相互贯通的意义枢纽。近代以来,“修身”目标从传统的圣贤人格转向现代新人的塑造,道德从本体论玄思转化为经验性实践学说,“身体”成为贯通个体修养与社会建构的现实力量。随着智能时代的降临,荀子修身思想所蕴含的经验化表达,为形塑人机共生的新型伦理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身体”概念的思想史考察,既折射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观念变革现实的动力图景,又最终指向人如何在数智时代的多元文明境遇中追寻“更好生活”的价值愿景,这是中国伦理思想对全球性议题的独特贡献。
身体美学与审美范畴的拓展——以健康范畴为例
方英敏;杨笑媛;身体美学的出场使得美学研究更新审美范畴有了新的契机。健康就是新的重要审美范畴之一,但身体美学拓展审美范畴的底层逻辑还需深入阐明。以健康范畴为例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正是自尼采以来从身体的视点出发的美学之思重构了有别于西方传统美学的审美本质论,健康作为一个审美范畴才得以确立并建立起自身科学的美学内涵。通过把“健康”与“健美”进行比较发现,尽管二者只有一字之差,但美学内涵截然不同,这种差异更能见出身体美学视域所带来的审美本质观新变之于拓展审美范畴知识图谱所具有的构成意义。
